历史上一直“掰手腕”的江南城市，杭州如何“逆袭”苏州

“如果要评选江南文化的标杆城市，南京、苏州、绍兴、杭州、上海，大概这几座城市可以入选。上海是近代后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杭州、苏州不断在‘掰手腕’。”“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六季之“风雅江南”系列近日拉开帷幕，首讲“江南最忆是杭州”邀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虞云国主讲宋代杭州的市民文化。

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发展到一个高峰的宋代，作为都城的杭州影响着江南城市文化的大局与细节。宋代杭州是凝聚传统江南市民文化的鲜活样本，也是在这一时期，杭州完成了城市地位的逆袭。

从秦始的杭州历史沿革

从杭州城市历史讲起。杭州作为城市在秦代就已存在，秦始皇推行郡县制，设立钱唐县，历经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宋、齐。秦到西汉，钱唐属会稽郡，郡治所在地是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区。西汉末年，会稽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南部、上海西部、浙江大部及福建部分地区，是当时辖境最广的郡之一，也就是说苏州“管”着杭州。东汉后到西晋，杭州属吴郡，郡治所在地还是吴县；东晋到南朝宋、齐，属吴兴郡，萧梁时被征为临江郡，南陈时改为钱唐郡，郡治所在地设在钱唐县。也就是说，杭州在南朝末期成为州郡一级机构，这是杭州城市地位缓慢爬升期。

杭州“逆袭”始于隋唐。杨坚建立隋朝第一年，废钱唐郡改杭州，杭州之名正式出现。唐玄宗开元时期，杭州的户口最多达到8.6万户，以每户五口计算，人口已经超过40万。晚唐时，杭州取得的商税占4%，苏州、杭州在经济上平起平坐，但论城市地位，苏州仍旧排在杭州之前。

晚唐五代，杭州属吴越国。吴越国主钱镠主持吴越国时，修建了钱塘江捍海石塘，使得杭州经济得到很好发展，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整个晚唐五代时期，两浙地区基本没有经历战乱。宋太祖灭南唐后，十国之中仅剩吴越，吴越国主动纳土归宋，保全了经济发展、人民安宁。

由于未经战火，又是主动归顺，杭州在北宋继续作为东南地区行政中心，也就是两浙路的首府，南京是当时的江南东路首府。从晚唐开始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趋势下，两浙路已经超过江南东路，成为北宋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一路。除了今天的浙江全境，两浙路还管辖苏州、润州、常州——今天江苏南部的苏州、镇江、常州。作为江南东路首府的南京管辖地区是芜湖、宣城、池州、上饶这一带，明显不及杭州管辖地区来得富庶。也就是说，北宋时，苏州、南京被杭州“PK”了下去。

再看两浙路，以钱塘江为界，分浙东和浙西，浙东以绍兴为首，浙西之首是杭州。由于杭州是两浙路首府所在地，绍兴的地位也不及杭州。宋仁宗时，有个官员到杭州上任，皇帝送了他一首诗云“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可见，杭州的地位得到了皇帝的认证。到南宋高宗定都杭州（临安），杭州正式跻身六大古都。

杭州文化与宋型文化、江南文化

杭州“逆袭”成功的格局从北宋开始持续至今，未有大变。改革开放后，苏州的地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重新上升，但从行政角度来说，杭州是省会所在地，而苏州并非。苏州的GDP总量领先省会南京，但从城市地位上来说，仍是杭州、南京较高。

虞云国说，南宋建都临安有三个因素，其一是从地理位置来看，江南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河道纵横交错，不利于金兵作战，比之只有长江为屏障的南京来说，杭州更为安全；其二是经济因素，杭州在北宋时已成江南最富庶地区的首府，建都临安有利于朝廷直接掌管；其三是“求和派”宋高宗的个人因素，对喜爱享乐的高宗来说，杭州是到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

“一座城市能不能发展与文化地理环境有相当关联。”虞云国认为，杭州有三个地理因素占优，一是运河，二是西湖，三是钱塘江。没有西湖，杭州的市民文化会失色一半。看宋人所绘的杭州西湖图，与今天的西湖几乎一模一样。宋代时，西湖已经形成七大景区，与今天西湖的景区完全匹配。如今“西湖十景”之名，南宋时也已形成，在地理学家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中所提及的“十景”基本沿用至今。

南宋定都临安期间，杭州市民文化高度发展，市场交易活跃，产生了品牌经营意识和特色服务，文化消费、演艺消费兴起。虞云国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唐型文化，二是宋型文化，唐型文化更偏向贵族文化，宋型一般是市民文化。从文化特色角度来看，唐型文化是奔放、恢弘、敦厚、丰腴、富丽的，宋型文化是严谨、含蓄、风雅、精致、细腻的；以艺术风格来看，唐型文化是华美、进取、外向、张扬的，宋型文化是幽静、清雅、收敛、自足的。江南文化传承宋型文化因素更为强烈，作为宋代城市文化的标杆，杭州元素在宋型文化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宋代杭州市民文化向事业化、专业化、世俗化倾向发展，以宋代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在这一时期逐渐占据中国区域文化的领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