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小旅
2020年临近年末,云南城投高管层再次出现大动荡。
12月13日晚间,云南城投披露两则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根据公告,12月11日,公司在同一时间收到三位高管书面辞职申请,理由皆为“工作调整”,分别是:杜胜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总经理的职务;谭正良、吴涛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告还称,三位高管的辞职不会影响到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不过,资本市场却有了反应。自12月14日一早开盘,云南城投股价接连3日下跌。截至12月16日收盘,云南城投股价收于2.61元/股,当日下跌2.25%。
就在3位高管离职的同时,补位者迅速跟上。据云南城投公告,拟同意孔薇然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聘任孔薇然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许斐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李扬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均为3年。
3位新晋者,皆为“70后”“80后”的“少壮派”。其中,孔薇然1977年出生,是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中层正职管理人员。许斐1973年出生,李扬1983年出生,在此之前的职位均为云南城投项目开发事业三部总经理。
这只是该公司高层调整的一个缩影。包括杜胜等人在内,今年以来,云南城投已有9名高管离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下半年。
这份离职名单如下:
3月,董事徐玲卸任;
4月,董事卫飚卸任;
6月,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杨涛卸任;
7月,副总经理童一松卸任;
10月,副总经理郑勇强、监事会主席莫晓丹卸任。
12月,董事兼总经理杜胜辞职,副总经理谭正良、吴涛辞职。
云南城投高层人事变动,为何如此之大?
有分析称,这与之前云南城投大举甩卖资产及战略转型有关,一次次资产剥离后,随之的人事调整也成为必然。
杜胜,曾是银泰系管理者,因云南城投投资收购银泰资产布局全国,进而加盟云南城投。然而,今年云南城投开始甩卖银泰系多个项目。杜胜的处境变得“尴尬”。
就在20多天前,云南城投将11家银泰系子公司股权摆上了“货架”,挂牌底价为30.09亿元。而剩下的几家银泰系资产也在“变卖”计划之内。而这些银泰系资产是2016-2017年,云南城投从中国银泰等交易方买来的,花费了四十多亿元。
彼时,购入银泰系,被云南城投称为“实现了全国化布局与综合体地产战略的落地”。在短暂注入鸡血之后,银泰系资产已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
而今,收购“银泰系”资产所带来的住宅项目已耗尽,只留存商业项目贡献收益。“剩余的以及未来因住宅地产开发而增加的配套商业物业,在业务类型、经营区域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未来公司的主营业务也将不再包含商业运营管理业务。”云南城投不久前回应称。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城投高层薪酬去年几乎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或许是他们接连离职的“导火索”。
资料显示,杜胜在2019年的薪酬为115万元,比2018年减少113.6万元。薪酬最高的高层是原副总经理郑勇强,2019年薪酬为304.7万元,比2018年减少了443万元。而谭正良、吴涛2019年的薪酬分别降为88万元、80万元。
从深层次原因看,从上到下整个高管层的“大换血”,也与公司的战略转型有关。
近几年来,云南城投营收不断下滑,一直在走下坡路,公司的战略调整也在不断进行。2020年上半年,云南康旅集团(云南城投控股股东,更名前为云南城投集团)有了新的战略定位——打造云南省文化旅游和健康服务2个万亿级产业龙头企业,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的新引擎、新名片。
此次上任的总经理孔薇然正是云南康旅集团的一名“老臣”,其曾在公司集团投资规划、大健康、养老、医疗投资、体育产业等多领域担任负责人。孔薇然的经验与云南城投的战略发展规划十分契合。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孔薇然等“少壮派”的登场,能否带领云南城投走出困境,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毕竟云南城投的问题很多,现金流是个最大的困扰。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云南城投亏损面达10.39亿元,去年全年亏损27.78亿元。而云南城投剔除预收款项的资产负债率约为95.13%,净负债率约为785.5%,现金短债比仅为0.08,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全部踩中。
以现金短债比为例,三季度末在手现金约13.25亿元,短期负债约149.74亿元,现金缺口高达136亿元。
而母公司云南康旅集团的自身境况也不好。
由于盈利能力弱,债务偿付压力大等原因,云南康旅集团评级展望被下调。中诚信国际认为,云南康旅集团盈利能力及经营回款呈弱化趋势;2020年整体债务规模有所压缩,但后续仍面临较大的债务偿付压力。
目前,云南康旅集团存续债券34只,存续规模346.76亿元,其中2021年将有267亿元债券到期(含回售),短期集中兑付压力较大。
解决不了资金流的问题,一切都很难谈起。
编辑:温红妹